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、经济全球化面临困境的形势下，中国经济如何转型突围的议题备受各方关注。

上周末，由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主办的“中国智库论坛暨综研院年会”在深圳召开。其间，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就“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对策”主题进行发言。

樊纲认为，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仍然很有韧性，复苏值得期待。但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，包括需求不足、产业链转移及地缘政治风险等。

【资料图】

他提出，应通过改善投资环境、稳定企业家预期，来促进民营企业投资；通过增发长期公债来为推进城市化筹措资金，增加现实的投资需求。

多种不利因素

樊纲分析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几方面不利因素，其一是需求不足，包括消费需求、投资需求，供给的复苏快于需求的复苏。

在消费需求方面，樊纲认为，现在的问题是就业不增长、收入不增长，导致消费难增长，特别是低收入阶层，很难增长。简单的短期的所谓刺激消费政策，在供给侧提供好的消费条件、消费渠道等，不能说没有作用，但因为问题主要出在需求侧，所以很难有大作用。

投资需求不足主要是民营企业投资不足。他认为，政府投资目前也受到一些阻碍，因为政府、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，形成了一定掣肘。

其二是世界经济的收缩、下滑，导致出口需求面临下滑的压力。4月份以前的出口增长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前景堪忧，面临着下滑的风险。

其三是产业链转移。这里面有些是正常情况，比如有些产业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；还有疫情导致大家关注产业链过度集中的问题，大家主动想分散供给链，降低风险，这也很好理解；但也有些是地缘政治的问题，个别国家发起贸易战，搞所谓“长臂管辖”、制裁，逼得很多企业要转移出去。樊纲认为，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。

通货紧缩了吗？

伴随需求不足的一个明显现象是价格指数下跌。4月份全国CPI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）同比仅上涨0.1%，PPI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）同比下降3.6%，后者已经连续多月为负。这就引出了一个讨论：是不是通货紧缩了？

“我的观点，这不叫通货紧缩。通货紧缩是货币供应量下降导致的需求不足和价格下降，而现在通货增长的水平在历史上也是比较高的，广义货币供应量（M2）是约12%的增速，而2022年的名义GDP增速是约4%。”樊纲说。

“这在一定意义上属于货币超发下的价格下降，其背后其实有着整个社会生产效率提高、成本不断下降的情况。”樊纲说，“那么，这种情况下，货币到哪去了？”

樊纲解释，这时的货币变成了存款。因为利率下降，融资成本下降，导致人们的投资收益预期减弱，他不一定去贷款、投资了。有些企业贷款用于发工资，但因为收入没有上涨，人们也没有扩大消费。于是一季度存款增长了15万亿多，其中居民存款10万亿。

樊纲表示，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“流动性陷阱”，它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放慢，也有人称作“非典型通货紧缩”。这正是国内当前面临的情况，投资需求不足，总需求不足，导致了价格水平一定程度的下降。

如何扩大需求？

樊纲认为，一旦陷入“流动性陷阱”，货币政策的作用其实不大，因为就业不足、工资不涨，很难通过短期刺激的办法拉动消费。“主要还是要关注投资需求，包括公共投资和企业投资两种需求。”樊纲说。

要扩大民营企业投资，主要的办法是改善投资环境，稳定企业家的预期。要充分发挥大企业、特别是大民营企业的作用，稳定他们的预期，鼓励他们投资于未来。“导致民营企业家预期不稳、预期减弱的原因有很多，我们要真正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，使大家能够去踊跃投资。”樊纲表示，“要摆正鼓励大企业发展和反垄断的关系，一方面要坚持国内的反垄断，鼓励中小企业大发展；另一方面，也要鼓励大企业、大的龙头企业能够进行投资。”

樊纲进一步表示，在企业投资一时半会还不可能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，还不得不主要靠政府投资。政府投什么？投城市化。城市化不仅是农民进城的城市化，也是小城市的人进大城市的城市化。因此，需要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来实现下一阶段的城市化，进而促进下一阶段的城市消费增长。

增发长期公债

现阶段依靠政府投资推进城市化，自然难以绕开政府债务问题。最近地方城投债风险正引发多方关注，还要扩大债务规模吗？

在樊纲看来，答案是肯定的。他分析，中国目前的宏观杠杆率并不高。他引用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实验室的一份报告称，2022年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73.2％，而日本为476%；美国光国债一项占GDP的比重就达到123%，中国的中央加地方公共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则在60%左右。即使再加上算在企业债务里的城投债，也大概只有100%左右，“还是相对比较低的，可以进一步提高。”樊纲说，“当然，债务率不是说越高越好，但该做的事情不做也不对。”

樊纲认为，目前城投债的问题在于“两个错配”。一是功能错配。它本来主要作为企业流动性贷款的，结果去搞了建公共基础设施这种财政的事情。二是期限错配——这是更严重的。一个基础设施要真正发挥作用往往是十几二十年以后，真正有收益是三十、五十年以后，结果城投债都是五年、十年期的，严重错配。

他举例说，荷兰1648年为了修河坝，发了永续债，年利率5%，现在还在正常付息；美国继存的市政债平均期限是17.7年；日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债有“60年偿还规则”，因为建筑物的生命是60年。

要解决用于推进城市化的政府债务“两个错配”的问题，樊纲提出，一个办法就是发行长期公债。有的地方在给城投债展期，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纠正过去的期限错配问题。“新人新办法”，新的项目用新的长期公债去支持，可以扩大融资，增加一些现实的投资需求。

复苏值得期待

樊纲说，尽管仍面临着一些难题，但对中国经济抱有信心，“中国经济仍然很有韧性，仍然有很多新的增长点”。

比如，疫情期间备受打击的服务业，其复苏要有一个过程，不用着急；一些发达经济体正承受高通胀，我国不存在这个困扰；一些国家大量贸易逆差的时候，我国仍然是巨额顺差；外汇相对平稳，暂时看不到大幅贬值或升值的可能；金融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在妥善解决当中。

与此同时，诸多新的增长点大量出现。比如，新能源车，一季度中国已经成为出口最大的国家。在新能源技术和设备、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、生物医药等领域，中国都有较为突出的亮点。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增强了韧性，在此基础上，中国经济的整体复苏值得期待，“实现5%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，相对来讲是不难的。”樊纲说。